博物馆教育学习效果:一个无法证实的命题?

2017-06-28  作者: 王思怡、张晓扬 来源: 弘博网

近代博物馆诞生以来,经历了“公共化”、“社会化”以及“媒体化”的文化内涵演变,见证着博物馆教育职能地位的不断上升。当前,博物馆领域出现了注重文化遗产诠释与传播的信息定位型展览,以及围绕展览内容开展的拓展式教育活动。这些新模式大大丰富了博物馆教育的实践,也推动了博物馆理论的革新——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关于博物馆的最新定义中,“教育”被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

在对博物馆教育活动的探讨中出现了两个词语“博物馆教育”(Museum Education)与“博物馆学习”(Museum Learning)。在我看来,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博物馆教育的本质是文化意义的输出——博物馆工作人员经过科学研究,将文化遗产以媒体化、可视化的形式向社会公众传播。博物馆学习的实质则是文化意义的获取——处于博物馆场域中的观众,通过参观展览、参与活动等方式感知文化意义的存在,并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起对文化意义的理解。而相比博物馆教育,我更倾向于使用以观众为主体的“博物馆学习”这个词语。

而随着对博物馆学习的深入研究,我的心中始终存在这样的疑虑:如何证实博物馆的学习效果(学习效果是学习科学里的常用词汇)?之前我也有写过关于博物馆学习的理论研究综述[1],而在整理的文献中,均是总结概括博物馆如何开展教育活动,或是讨论博物馆学习的影响因素等。而最接近评价学习效果的英国“通用学习所得”(Generic Learning Outcomes)也仅仅列出五大类评价指标,细看报告,作者也承认这是一个笼统的框架,而通过观众访谈而概括的评价指标也需要更大的数据量来验证与支持。

编者注|“通用学习所得”:

(1)知识与理解:针对某个特定领域,学习事实或资讯(即知晓“what”或“about”),进一步了解或获取更实在的意义。

(2)技能:即如何做,包括实务操作、团队合作、批判思考以及情绪控制等基本技能。

(3)态度与价值观:对自身、他人或世界看法的转变,包括动机兴趣、自我认同、社区认同、个人成就感、独立包容以及对博物馆的见解。

(4)愉悦、启发、创造力:包括充实生活、产生新想法或行动、发明创新等。

(5)行动的改进或行为的进步:包括做些不一样的事、带亲友同行等。

带着这个疑问,我向史密森尼协会政策分析办公室专门做观众调查与评估的老师们请教;然而结果十分意外,在他们看来,博物馆教育效果评估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美国史密森尼各大博物馆中有丰富多样的教育项目,而追溯历史,美国在近100多年的时间里,十分重视教育问题,并且致力于正式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在20世纪60年代,史密森尼各博物馆需要更多的政府资助以维持运营,在其他业务领域难以筹集到更多资金的情况下,基于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博物馆高层们决定以博物馆教育为名目来获得更多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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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的博物馆教育便在“想法子要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期间,由于需要向政府证明博物馆教育卓有成效,很多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开始尝试对博物馆教育展开评量,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因此,便转而开发形形色色的教育项目,以“数字”说话,向政府报告。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始终致力于开展较为客观而有效的教育评量。

如果从学习本身来说,心理学界把人的学习分为三个区:第一个区叫舒适区,这个区是你已经掌握的知识,待在这里你特别舒服,因为在这里你全会,全拿手,全擅长;最远的区域叫恐慌区,那个区域所有的东西你都不会;在舒适区与恐慌区之间有一个区,这叫学习区,或称为脱离舒适区。这就是学习的本质,就是永远不舒服,你在学你不会做的事。

反映在博物馆中,史密森尼协会的老师曾给我讲过几个他们在做观众调查时的例子,他们被委托做一些关于学习效果与知识获得的博物馆观众调查。在采访过程中,绝大多数观众都表态自己学到了很多,收获颇丰,而一旦问到具体学到了什么时,一部分人回答不上来或十分模糊;而一部分人会从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中说出一些知识,而这些知识在展览中其实并没有过多提及,有些甚至是相反的。例如,在赛克勒博物馆中与佛像相关的展览,有观众就被问到是否学习到佛像左右手手势的不同表达,这位观众表示肯定,且言之凿凿,但却说了左右完全相反的结论。可见若要对博物馆的学习效果进行深入探讨,难度极大,同时结果未必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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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中的学习也符合诸上所说的心理学理论,观众正如George E. Hein在《学在博物馆》(Learning in the Museum)一书中整理的不同类型,其中John H. Falk将博物馆观众分为三类:

严肃型:对展览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目的,知道自己想要参观哪些内容;

走马观花型:没有特定目标,边走边看;

冲动型:当无法满足需求时,会在计划外参观展览。

而在我看来,博物馆学习也只能且仅在严肃型观众中产生,他们中的一部分脱离舒适区,成为真正的“学习者”。我一直认为博物馆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至少说作为“知识殿堂”的博物馆是中产阶级发展的产物。而在中国社会的财富与知识分层的情况下,所占比例不多的中产阶级作为知识的储备者进入博物馆这样的学习环境中才有可能成为“学习者”。

近期,一篇朋友圈推文《失语的博物馆》引起业界热议。与很多老师观点相同,我认为若观众不做一丁点儿准备,或完全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便参观展览,当然看不懂,更谈不上学习。而博物馆学习者又更一步,是Falk所说的严肃型观众和“骨灰级”的“专家”(此处的专家主要指的是对每一领域有很深知识储备和经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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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的博物馆》原文

 

但学生又是另一类值得探讨的学习者(此处不谈学龄前儿童,因为,我认为大多数不论是历史类还是科学类展览,就其内容、知识体系和表现形式都不适合学龄前儿童参观)。就目前看来,博物馆与学校合作,即“馆校联合”的方式是体现博物馆作为学习空间之价值的极佳表现手段[2]。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如果拿百货商店和博物馆打比方,如今网购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但实体百货店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首先毋庸置疑,就是让消费者亲身接触到实物,即所谓的切实体验,同时实体店有良好的体验环境以及个性化服务,其次在你想在实体店体验某一件在网上相中的商品时,很有可能会发现更多其他吸引你的商品;而至于在不在实体店购买则取决于消费者个人。

同理,在如今互联网信息爆炸的时代,博物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实体百货店的存在,同时学校正式教育在如今跨界化、终身化、碎片化的学习时代,其需要整合多方资源才能起到教育意义。例如,一个善于整合博物馆资源的老师则会在讲授某一知识内容时,带学生参观有相应知识内容的博物馆展览,目的其实就和实体百货店购物一样,加深课本印象,激发学习兴趣;至于博物馆展品的具体内容学生有没有记住便取决于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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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作为一个天然的知识宝库和学习环境,其发挥教育功能的效果真的能达到馆方所想象的预期?除了专门开设的博物馆教育项目、课堂(主要也是针对适龄学生开设),博物馆内的展览是否能够提供观众(若除去学生,至少也能占一半的其他观众)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心理学界的另一个观点是好的学习环境特指能够提供即时反馈的环境,而所谓的即时反馈是指你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外界环境都会给你一个反馈,对或错,继续还是结束等。如贝尔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培养了七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实验室里有一个规定就是:不管你的角色高低,任何实验室中的年轻人向你提的问题,你都不能回避,必须尽快给出回答,这就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形成了即时反馈。

而在博物馆展览的环境中,即时反馈其实很难做到,即便是有讲解员在身边,这样的反馈也无法一一达到。就这一观点而言,博物馆学习要想起到真正的效果,便必须营造一个让绝大多数观众被动离开舒适区而到达学习区的好的学习环境。而这又回到了最初的疑问:博物馆学习效果是否能被证实?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愚见,希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更重要的是交流想法和意见。

为此,我邀请了张晓扬,请她从教育者的角度谈谈对博物馆教育或学习的看法:

说来挺神奇,刚认识思怡在微信上聊天时,没几句我们就谈到了GLO——她居然是第一个和我探讨GLO的人。GLO(即“通用学习所得”Generic Learning Outcomes)是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专业的(退休)教授Eilean Hooper-Greenhill带领团队创造出的思维框架。在英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比较喜欢花很多时间探讨“conceptual framework”(概念性框架),学者得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并能一定程度说服其他人的概念性框架,才会动身搜集各种素材开始研究,而在概念性框架出炉之前,学者先要小规模做些研究。这个GLO可以说是很典型的英国学术产品——自洽而精致,但如果放到狂野的现实里却会感到太理想化,但就算太理想化,也能算得上一套很及时的学术语言和思考方式。

正如Eilean在Museum Education中说的那样(按照我的理解表达):当很多人开始关注和实践“博物馆学习”时,就会开始产生学术研究(无论是为了搞清楚效果,还是为了争取经费);而某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在刚开始时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建立一套大多数人认同的话语体系,否则在讨论时就会鸡同鸭讲,没办法讨论到一起去。

反观当下国内博物馆教育或者学习,我感觉还处在第一阶段:大家在纷纷行动起来,有的脑洞大开,有的勤奋坚持,各有各的特色。所以可能现在去很学术的讨论学习效果本身,还为时过早——但我想在未来某个阶段,应该会走到这一步。而且并不是学习效果无法证实,而是我们对心理学的发展前沿还不够了解,因为很多看起来无法测量的,在当下心理学研究中都可以测量,哪怕类似“思维模式”这样以听起来就让人感到无法定量研究的东西。

另外,我认为教育界和文博界确实可以更多对话。博物馆教育的设计可以更多让教育研究者们和一线教师甚至家长参与进来。这样一方面可以省去自己探索教育规律的时间(比如其实学龄前儿童的教学方法教育学者们其实是研究了挺多的了);一方面也可以更加结合中国当下的教育现实来给孩子匹配恰当的博物馆探索体验。(比如在上海,冲刺私立学校的学龄前儿童群体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已经超越了普通教育规律对儿童在那个年段的认知,那么他们在博物馆里也许就没必要完全被当做不太识字、不会算数、不了解世界的小孩子来对待)

当然,无论什么探讨,只要发心是为了让更多中国孩子在博物馆探索体验中受益,我都非常喜爱,也非常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去提供案例、表达观点、甚至引起争论。真心希望博物馆教育/学习可以蓬勃发展。

[1]王思怡:《“博物馆学习”研究:从理论到实践》[J],《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6年第2期。

[2]此处可详见宋娴:《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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