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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村传说:怀履光与洛阳文物之谜(下)

2017-09-06  作者: 沈辰 来源: 美成在久

谜之四:怀履光究竟为ROM征购了多少“金村文物”

ROM究竟有多少文物是属于怀履光帮助购得的“金村文物”,过去一直是一笔糊涂账。研究者一般误认为《洛阳故城古墓考》中提到的近四百件文物应该都在ROM。但事实上,书中发表的金村文物精品,在流失出境前就已广受关注,其中部分精品已由欧美和日本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已知美国的博物馆中,收藏金村文物的有华盛顿史密斯研究所佛利尔美术馆、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其前身是福格美术馆)、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等,欧洲有大英博物馆、柏林博物馆和瑞典国立博物馆等。当然,因为怀履光的执着,从数量上来说,ROM是当之无愧的“金村文物”收藏大户。

但是,书中数百件现已散落世界各地的文物,难道都是从金村大墓出土的吗︖怀履光历经千辛万苦也未能踏进金村一步,得到的消息都是转过好几道手的,这说明当时地方上对金村大墓盗掘是有组织的,消息被封锁得十分严密,因此很自然造成了市场上相关金村文物买卖的极度混乱状况。这让本不属于金村大墓、出自其他时代和地点的洛阳文物也张冠李戴被赋予金村的名头,为的是卖个好价钱,满足趋之若鹜、蜂拥而来的中外买家及其代理,而怀履光正是其中的大买家。

《洛阳故城古墓考》出版后,不少学者就对文物的来源产生疑问。20世纪40年代陈梦家就犀利地指出:“这些文物的出处非常混乱,所以已经不可能区分哪些文物是从哪个墓葬里出土的……金村文物在时代上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可以分为好几个部分”(34)。

当年英国伦敦的大收藏家郝柏特·英格曼爵士(Sir Herbert Ingram),曾于1949年以挑战性口吻写信给已经时任多伦多大学教授的怀履光:“如果你能逐步逐条一件件地告诉我们这些文物的确是从洛阳的墓葬中出土,那么事情就可以简单得多。这样我们可以给出它们正确的断代。但是很遗憾,根据有些线索特别是来自中国人的消息得知,你买的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这些墓葬出土的。所以这些文物的年代是不能被证实的”(35)。怀履光如何回信答复,因没有留下档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说法在怀履光去世四年后,被另外一位当年在河南实地逗留过的瑞典收藏家证实。上文提到的瑞典人卡尔伯克,曾于1964年7月27日写信给当时ROM远东部研究员芭芭拉·史蒂芬(Barbara Stephen,公元1931~2014年):

有人实实在在地告诉我,当村民们开始发掘金村大墓时,主教先生告诉开封的古董商们,他希望买下所有出自该墓的文物。结果是我们都知道了,他的那本《洛阳故城古墓考》一书中的许多文物并不是来自于该墓(36)。

至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在和中国同行,特别是洛阳的考古学者商讨金村文物合作研究时,往往陷于一种无名的尴尬。因为ROM的研究人员长期以来就已经认定怀履光的金村文物的来源不可靠,但是外界却一直强调ROM拥有《洛阳故城古墓考》大部分甚至全部金村大墓出土文物。有不少朋友希望笔者支持翻译出版怀履光的这本书,笔者却感到在未弄清楚怀履光收藏的动机和背景之前,简单的文字翻译只会加深大家对金村文物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2000年后ROM启动了对金村文物的档案和文物典藏资料的调查项目。我们的目标之一是整理出一份怀履光最原始的、自以为是来自金村大墓的文物清单。

我们依据六方面的资料核对了数据库中登记入藏的中国古代文物:《洛阳故城古墓考》书中发表的文物;怀履光从开封邮局报关器物清单中标注有“A墓”的文物;怀履光信件中提到和青铜跪坐人像同出的文物,以及提到出自A墓的文物;ROM的原始器物典藏记录本NBBOOKS上标注出自“A墓”的文物;怀履光为博物馆记录的原始征购文物清单上(和A墓及青铜跪坐人像有关)的文物;怀履光于1932年4月至1934年3月的附加清单上的文物(由怀履光回到加拿大后重新修改制作的)。

这项工作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年左右,最后我们锁定了1248条数据库记录。因为有些器物带有两个藏品号(即两个记录号,比如器身与器盖),所以最后核对出来约有1182件在ROM登记在册的所谓“金村文物”。

这份清单中最早的两件(带钩及错银铜壶)分别于1927、1928年入馆,而事实上,怀履光迟至1929年才意识到金村大墓文物的存在。这两件器物被怀履光发表在《洛阳故城古墓考》中。它们在这份清单上出现,说明怀履光在写作出版该书时,凭主观判定加入了一些他认为与金村出土文物类似的早期入藏文物。

1929至1931年间,共有97件带有金村标注的文物入藏,包括错金银车马器、青铜跪坐人像、编钟、铜镜(图12)和精美的玉器(图13)。现在研究认为,这部分文物是最接近真实的金村墓葬出土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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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蟠龙纹镶嵌绿松石铜方镜 战国(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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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玉龙佩 战国(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1932年有31件器物在金村文物清单上,其中18件从风格和类型上十分接近上一部分,应该可以考虑是来自金村大墓的物件。

1933年中有983件怀履光认为来自金村的文物,但这批文物种类繁多,风格各异,时代不一。尤其要提到的是,有一大批青铜建筑和帷帐构件(图14)尤具研究价值。但是因为没有确定的考古内涵,目前无法判断其年代和功能。还有不少文物的年代明显应断至西汉甚至东汉。所以这部分文物中,已经很难区分哪些真正出土于金村大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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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青铜建筑构件数例 战国(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虽然ROM登记在册的怀履光之金村文物数量庞大,但真正属于金村战国墓葬出土的文物到底有多少,其答案可能永远成谜!但特别要说明的是,相较其他欧美博物馆,ROM除花重金买下不少精美无比的金村文物,还收藏了市场价值低廉但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物残片和不为人关注的器类(如上文所述建筑构件)。从长期研究金村文物的角度来看,这批文物具有巨大潜在价值。这也是怀履光在20世纪初为加拿大新兴的研究型博物馆做出的重大贡献。怀履光在1933年致顾子刚信中提及:

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些青铜器残块,他们多认为这些是垃圾,没有什么用,但我认为这是最有价值的。我已经囊括了不少,其中还发现了不少有趣的问题(37)。

结语

怀履光认为金村大墓的发现极为重要,他极力收集出土信息,因为他感到有责任将其了解的内容发表,以供学者研究。

1932年9月,他写信邀请福开森一起著书立作:“你可以来写那些编钟及其上有意思的铭文……我可以来对付墓葬的位置和性质”。他接着说,“我认为我手上的这些与金村文物相关的信息应尽早公布于众”(38)。事情发展比想象中要快得多。不到两个星期,他在另一封给格林威小姐的信中这样说:“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关百益先生给我施加压力了,让我和他合作,将这些墓葬的内容用中文发表”,他解释说,这是福开森的主意,“这将是一个非常初步的研究,因为这项工作需要至少一年时间来仔细研究这些重要发现及其意义”(39)。至十月中,怀履光写信要博物馆尽快把文物照片寄来,准备年底前的排版印刷。1933年2月,怀履光告知博物馆本书英文稿已经完成。5月,他和上海的别发书局签好协议,希望在圣诞节前可以发行。但因为照片质量问题,有些需要返工,所以最后本书在1934年3月底至4月间面世,那时怀履光刚刚回到了多伦多。从这个过程看,《洛阳故城古墓考》的出版实属仓促,怀履光基本上没有时间在书中作详细的考证。

遗憾的是,计划中的中文版未能发表,我们掌握的档案资料中也没有任何说明和解释。不过从怀履光给我们留下的笔墨中可了解到,怀履光和出版社已有出版英文版第2版的计划。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别发书局在上海的办公室被日本飞机炸毁,手稿全部消失。今天在怀履光留下的文档中,有一页没有日期的手稿,题有“再版序言”,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第一版中,我们不太可能明确说明这些文物是如何得到的,我们的中国朋友和同行也因此感到羞愧。但是,这种不安已无必要了,因为我们认为的那些最最重要的信息,现在终于可以记录在案了。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学者们一直在要求出版本书的修订版,他们同时承认博物馆为保护和研究金村出土文物所做的一切工作的重要性,以及金村文物在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价值(40)。

但《洛阳故城古墓考》修订版再也没有问世,怀履光从此也没有留下关于它的只言片语。至于关于金村文物出土的“那些最最重要的信息”,可能就是永远的金村之谜了。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怀履光在河南为ROM收集金村大墓的文物是违背道德伦理的,他自然而然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文物”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方法可以说也存在不少问题,不过当时考古学研究在中国也还处于萌芽阶段。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为西方博物馆和私人藏家而收藏中国文物的,并非仅有怀履光一人,其他人的行为可能更具有掠夺性和野蛮性。而且在金村这件事上,洛阳当地军阀民众的私自挖掘行为和古董商的买卖行径起到了主导作用。必须承认,怀履光是在河南抢购金村文物的西方人中最关注出土信息的人,也是唯一在当时人事纷杂的态势下,仍执着收集金村文物出土信息的人。虽然最终这些信息的可靠性非常低,但他的这种努力还是值得在学术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

最后,让我们重温一下怀履光在《洛阳故城古墓考》第一章中的一段话:

按我们在现阶段所掌握的信息,我们无法完整地确立这些从金村墓葬所出土文物的年代,同样也不可能了解这些墓葬的年代。也就是说,在有更多确确实实的证据之前,我们根本无法对这批文物所产生的文化涵义作出有力的和有意义的表述(41)。

所以,经过十年来对档案文献和ROM文物典藏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今天我们关注的流失海外的所谓“金村文物”,实际应该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从洛阳地区(含金村墓葬)出土的、年代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文物组合。

注释

(34)陈梦家先生研究手稿复印件(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藏档案资料)。

(35)郝柏特•英格曼爵士1949年8月16日致怀履光信(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档案资料)。

(36)卡尔伯克1964年7月27日致芭芭拉•史蒂芬信(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档案资料)。

(37)怀履光1933年2月13日致顾子刚信(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档案资料)。

(38)怀履光1932年9月10日致福开森信(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费舍尔[Fisher]善本图书和档案馆)。

(39)怀履光1932年9月致格林威小姐信(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档案资料)。

(40)怀履光手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费舍尔[Fisher]善本图书和档案馆藏档案资料)。

(41)WHITEWC.Tombs of Old Lo-yang[M].Shanghai:Kelly&Walsh Publisher Ltd.1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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