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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博物馆展览策划的理念与实践:从策展人(Curator)谈起——以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为例专访沈辰先生(中)

2017-09-07  作者: 沈辰-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毛颖-南京博物院 来源: 东南文化

国外展览的筹款方案

毛:中国和国外办展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筹款,中国博物馆办展基本上是财政资助,而国外基本上要筹款办展。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外展览是如何筹款的。

沈:筹款工作主要在展览规划阶段,也就是前期的8~10个月里。我们有专门的机构、也就是与博物馆相关的基金会负责这项工作,因为博物馆是非营利机构,所以它不属于博物馆编制,而是一个关联的机构,专职为博物馆筹资,自负赢亏。在博物馆完成展览的规划预算之后,这个机构(很多博物馆称之为DevelopmentOffice,我们叫ROMGovernors)就要研究该展览能否吸引到相关的捐赠单位,比如银行、金融行业、商行以及与展览主题相关的公司等。他们会形成一个意见:展览A筹款的几率比较高,展览B有可能筹到款,展览C筹款有困难。馆里的高层会针对他们的意见做出决定,对筹款有困难的展览要做预案,要准备不同的策略来调整。这个机构也会参加项目会议,他们需要了解展览,找curator协助,主动宣传展览,争取筹款。

毛:国外博物馆的展览经费中筹款的占比一般是多少?

沈:在西方博物馆的实践中,80%以上的展览都能争取到捐赠,但捐赠只是社会团体对博物馆贡献的一种表现和认可,在财政上并不能覆盖100%的开销。如果一个展览的开支是300万元,基本上其中只有100万是捐款,200万还是财政经费。换句话说,预算是300万元的展览,如果能争取到100万元的捐赠,这100万就相当于是这个展览提前挣来的了。

Curator与筹款的关系

毛:国内关于这个事项也有讨论。我们似乎一直都以为筹款也是curator职责范围内的事;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博物馆的策展人不筹款,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策展人。

沈:虽然curator在整个展览阶段都很重要,但筹款不是他的主要职责。他和捐赠人有密切关系,捐赠人信赖他。因为他有学问,对捐赠人的藏品有研究。比如我在一个讲座中介绍的玉璧是一件捐赠品,因为我们有能力对它进行诠释,我们便与捐赠者之间建立了信任并产生了感情;我们还为他们提供参观展览、讲解文物等服务。这样捐赠人就会继续捐赠。也因为这个原因,筹款机构做计划时,会请curator协助。简单地说就是机构制订计划,curator培养感情;没有curator的帮助,筹款机构筹款会有难度。在西方博物馆,筹款机构专职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从业经历,不是curator能替代的。

毛:可能在以前curator个人的作用很关键,比如文物借展、经费筹措,基本是curator的个人魅力起作用。

沈:当然现在也是,只不过现在有专业部门和机构与他协作,有一个团队支持他。这应该也是一种变化吧。

中国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应如何转型

毛:我们国家近年来也在尝试大型特展自筹资金,请问筹款工作如何借鉴西方博物馆的经验?

沈:我的建议是将原先处于工作圈外围的公众服务部门延伸进策展团队,在策展工作的早期就请他们参与讨论、出谋划策,促使展览能够吸引到有能力、有兴趣的支持者;和相关领域的金融、商业、媒体行业建立联系和关系,和有潜力的企业和个人更加近距离地接触(engagement),争取捐赠和资金投入。

毛:我们再来讨论理事会制度的问题。欧美等国博物馆理事会制度、自筹资金体制下的策展与中国有何不同?如果不久的将来中国也广泛推行理事会制度、展览自收自支政策,你认为中国博物馆的策展等一系列工作应如何转型?

沈:这个问题有点大。我们习惯上称董事会(BoardofTrustee),听起来有点商业气息,它更多的是政策和管理上的指导。还有一个BoardofDi⁃rectors,也就是理事会,后者更多地给予专业指导,但它们是高屋建瓴地指导,不是插手具体事务。董事会主席相当于博物馆的最高代表,三年一任、六年连任,是由董事会成员推选、省政府指定的。董事会成员的构成是“三三制”,即政府、社会、观众代表各三分之一。其中,政府代表来自文化机构,是政府机构的代表;社会代表比如企业代表和社会关系网络、律师、金融行业的代表,会从不同角度提出很好的方案;公众代表是由博物馆会员中民主投票产生,实际上多半从志愿者中产生,因为志愿者是公众中比较活跃的、发挥很大作用的人群,他们对博物馆很热心、很维护,对志愿者身份很自豪。董事会中有不同的委员会,如财政委员会、人事委员会、展览委员会等,它们讨论决定博物馆的各项政策如藏品政策、版权政策、人事政策、志愿者政策等,这些政策会在馆务会上进行调整,形成条例。馆长是董事会成员,副馆长们列席董事会,为会议解释一些事项。董事会的责任之一就是组织一个选举委员会,解聘、招聘馆长。虽然董事会不管策展工作,但在董事会制度下展览要董事会核批——主要是核查财政收入。如果博物馆管理层认为展览可以达到财政目标,而董事会认为达不到,董事会就会把方案发回去请有关人员重新做调研。另外,董事会也在政治正确方面对展览方案进行审核、把关,比如博物馆对少数族裔或同性恋方面的立场等,它会要求有关人员提交方案。总之,董事会的审批依据中,既有财政收入的门槛,也有政治正确的标准。

策展成功的保障

毛:下面想讨论一下策展成功的保障。在博物馆界,验证一个展览是否成功,一般是做观众调查和展览评量,但我认为将展览成功的保障提前到策展环节,其实也很重要。你们怎么从策展的角度来预测一个展览能否成功?

沈:在以门票收入为财政基础的西方博物馆,展览的成功标准可量化为两个:一是参观人数,但这不一定代表收入,因为观众数量多有可能是因为团体多、学生多、免费人群多,但这个数量在做预算时就有设计标准,比如超出预期是多少人、达到预期是多少人、低于预期是多少人,如果达到预设标准就意味着成功了;二是收入、赢利,在预算时就有一个赢利数的标准,以致于我们的宣传、社交媒体、公众服务等部门会每天看着报表加强和调整有关工作。当然,对博物馆展览是否取得成功的评估标准还有其他三条依据。第一是学术评论,主要有艺术评论、媒体报道如《纽约时报》、《环球邮报》的报道。这一点可能和中国不一样,艺术评论会让我们的curator很紧张,因为资深的艺术评论很严谨、很重要、很有质量,是展览学术水准的标准。第二是社会反响,即社交媒体、新媒体的宣传覆盖面。国外的宣传体制很成熟,没有水分。媒体如果对展览有兴趣,自然会做报道;如果不感兴趣,传播覆盖面自然就小。这和中国不一样,行政命令没有作用。第三是观众的口碑。我们会在展览出口处做观众调查,分析有关数据,获取有关展览效果的信息。另外,我们还会做综合评估,主要是将展览效果与展览的设定目标做比较,看展览是不是达到了设定目标,也就是看展览有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从这一点上来说,展览目标的设定很重要。

展览期间和结束后的具体工作

毛:举办展览关键是要吸引观众来看,所以展览目标的设定、事先的调研和有关的调查评估都很重要,请问展览期间和展览结束后具体有哪些工作?

沈:展览开幕后项目部要组织观众调查,展览结束后展览规划部还会进行综合评估。综合评估是一个内部的展览评估,主要是对照展览的设定目标评估完成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提醒大家从这个展览中吸取教训,便于在下次展览策划中整改。如果这个展览针对的是家庭成员,最后评估时会看数据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目标;如果反而是学生或成人观众比较多,就会分析为什么出现和目标不一致的结果。

国内博物馆展览可提升的部分

毛:中国博物馆基本上也会进行这样的评估和总结。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加拿大博物馆展览策划的流程、方法和中国有许多不同之处。近年来两国的展览合作交流比较多,在这些合作过程中,中国是否存在差距有待提升?

沈:现在中国博物馆的展览事业发展很快,地区间也不平衡,像南博这类大馆的展览工作是走在前面的,和西方没什么差距,有些甚至超过了我们。但我对中国其他博物馆不太了解,所以不便评价。我们在和中国博物馆的合作交流中,的确感受到了一些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双方的策划时间表不同,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我们在策展时对中国方面信息的需求和对接产生了误差,比如文物保护部分。这次展览的成功合作,完全是基于我们对南博的信任,因为事实上文保没有像我们博物馆所期待的那样及时拿出方案、及时跟进,展线等事项在前三个月也没有确定,这些问题如果发生在西方博物馆,合作可能会受影响。第二,双方的人员结构不同,当然这是体制造成的。展览策划过程中双方的文保人员对接不一致:在加拿大,博物馆文保人员发挥的作用很大;中国的文保工作好像分成两部分,一是专业性很强的文物科技保护,一是文物修复。西方国家有专门的研究所做文保科技,比如盖蒂文保科技中心、加拿大文保科技研究院等,博物馆的文保专业研究可以和这些机构合作,但博物馆的文保工作主要就是温控湿控,陈展手法对文物的保护、影响,文物展示支架所用的材料,文物展示的微环境,等等,而且文保工作在前期就必须参与。

毛:我们院的文保所实际是两个部门合并的,一个是文物保护研究所,一个是文物修复技术部。它一方面承担一些大的保护项目——这类工作类似国外的preservation,一方面负责馆藏文物修复保护——这类工作类似于国外的con-servation。近十多年来我院对馆藏文物的保护修复比以前更为重视,每次都先期配合展览对展品做修复保护。

沈:这说明中国的博物馆也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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