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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文物的收藏和归宿

2015-08-13  作者: 沈辰 来源: 新浪博客

收藏,是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博物馆研究以收藏的文物为载体,诠释人类历史源流与传播,考量物质文化与社会的变迁,探索艺术符号的发微。总之,文物收藏说俗了就是藏宝,博物馆为社会藏宝;若是往阳春白雪了说,就是为千秋万代留下历史写真。博物馆的魅力,说白了就在于能让我们看着过去,想着未来。

目前中国有4000多个各类博物馆,都以收藏和展示中国文化历史和当地民生风俗特色为主要目的。几乎还没有看到中国博物馆以收藏中国之外的文物艺术为特色的。与国内博物馆不同,欧美大多数博物馆主要是收藏世界古文化文物和艺术品为要旨,由此形成今天以文化艺术“大百科”为展示形式的西方博物馆主流,定义为Encyclopedia Art Museums(大百科艺术博物馆)。西方博物馆除了展示西方艺术史发展主线条(埃及-希腊罗马-文艺复兴)的艺术品之外,其他最为关注的首推亚洲艺术品;其中,以中国文物收藏和展示为大宗。

以笔者所在的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为例,于1914年成立以来,一百余年(加上立法建馆之前的十几年)收藏东亚文物艺术品近6万件,其中中国文物3万5千余件。目前有五个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相关的常设展厅,展出的文物不到3000件,占馆藏中国文物的不到10%。二十年前当时只有少数文化官员到加拿大多伦多访问参观,在展厅看到许多连国内也见不到的文物,双方的交流夹有一丝尴尬。在参观结束后,代表们一般会有个官方表态,“这是帝国主侵略中国掠夺中华文物的证据”,“这些国宝应该回归祖国怀抱”等。然而在私下个人交流时也透露出自然情感,看到国外国立大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珍而重之的研究、保护和展示感到赞叹不已,对西方博物馆努力宣传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感到敬佩。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见识到林林总总的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虽说已是见怪不怪,但对国宝遗留在西方博物馆中的现状,基本上还是上面的两种看法。肯定现状是种遗憾,也是无奈。否定现状却也没有追索回归的依据,也还是无奈。其实我认为,面对这样的现状,需要一种淡定和从容的心态。了解文物的流失背后的故事,是我们对历史的尊重。

比如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一幅巨型元末明初的佛教寺庙壁画“弥勒说法图”于上世纪初由加拿大驻河南开封基督教圣公会主教怀履光为博物馆购得。根据博物馆档案,怀履光是通过一位在中国做医生的英国人处得知,山西信化寺住持和尚委托该英国医生寻找买主,以便资以遣散该寺众生。之前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军阀部队开进山庙,将庙中文物和食物抢劫一空。当时军阀们的共识是用文物换白银增加装备。老和尚也略知一二,提前将壁画从大殿北璧分切数十方块,藏好。等部队离开之后,老和尚唯一能赖以生存办法就是出卖已经分割剥离的壁画。最后这个壁画以5000元成交。怀履光当时和中间人的亲笔签字的原始合同今天还保留在多伦多大学档案馆。历史最后还告诉我们,信化寺被荒置数年,今天已经荡然无存。

还有一个故事,我常常对我的观众讲,就是现在立于博物馆大门两侧的一对中国石狮子。这原属于北京东交民巷附近外交总理大臣肃王府门前的王府石狮。庄严、宏大,一副王者气派。八国联军入京之后,肃王府遭劫、不存(读者可以到恭王府展厅参看原始照片)。这对门口的石狮子被奥匈帝国的军队拉到驻地占为己有。五年后,奥匈撤军时,因无法搬运,便寻求卖家,最后是空手套白狼,赚得五百元白银离开北京。从此这对石狮开始了一年半的漂泊,从奥匈帝国驻军地用人力车运到前门火车站,由火车到天津大沽港口,换乘邮轮到北美西海岸的Portland港,再换另一条邮轮从巴拿马运河绕行到大西洋的纽约市。从纽约市再坐火车到多伦多,一路换好了几次车。到了多伦多的博物馆,因为正门还不够大,只能打破墙壁入馆。1932年博物馆扩建后,这对石狮子留在了北花园中,直到2005年最后一次博物馆改建,被挪置到现在的大门两侧。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下这对石狮子的是在天津开永福洋行的英国人GeorgeCrafts, 他在天津做皮货生意,同时为伦敦最大的古董商M.S.Franc 兄弟提供了大量中国文物的货源。1924年以前由Crafts的洋行代理收购的中国文物,很多文物现已入藏不少世界著名博物馆,其中以我馆为大宗,约有8千余件。

这两个收藏案例,关注更多的是文物流失的过程和期间可能被历史忽略的细节。文物的迁徙和流失并不是仅仅我们爱国教育下认识到殖民时代的结果。他们的离境也是民国初年海外博物馆积极主动寻求机会收藏市场上流通的文物。上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动荡造成对文物保护的不力,给予西方收藏家黄金时机肆意收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西方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收藏多半是依靠富裕收藏家以及后代的捐赠来建立其博物馆对中国藏品研究与展示的地位。

那么问题是,这些国宝应该回归祖国吗?站在一个民粹的角度,答案只有一个。现在埃及、意大利、希腊等国开始从英法殖民大国追索艺术品,已有少数成功案例。但是这种实践并无法通用于一般文物的追讨。现任Getty(盖蒂)博物馆馆长JamesCuno在其就任芝加哥艺术馆馆长期间写了一本书《Who OwnsAntuiquties》,表达了对世界古文化追索不满。他认为作为一个大百科艺术博物馆,收藏他国历史文物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艺术品是无国界的。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做馆长的几个博物馆(还包括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不得不根据美国法律将印第安土著文化的文物一一退还原居民。如果美国的博物馆从尊重他国文化和民族感情角度出发,让各民族文物回归,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等恐怕只能和古根汉姆博物馆和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一样收藏和展示当代艺术了。那是不是也是另一种失落和无奈呢?!

西方博物馆是否还应该收藏中国古代文物(指非考古出土文物),目前还是一个争议。现在大多数博物馆的收藏政策是遵从联合国科教文的倡议,1970年之前到境外的中国文物才可以合法收藏.但不是所有博物馆都认同这个方案。这个争议的根本其实就是文物归宿的认可。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是否应该留在私人藏家手上,还是在古董商店中转手,是被高价回购,还是捐赠给博物馆?答案并不容易。我想,文物收藏和归宿具有历史性,不应该用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实力去衡量。上面的两个收藏故事,看到的是文物归宿的不确定性。文物流失和迁徙是历史落在文物身上时代沧桑的烙印。对收藏历史的研究,应该会提炼出文物归宿的真实性和现实性。中华文物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内的尘埃落定,要更早于我们今天华人遍及世界的移民潮。在新时代中它们的迁徙”定居”对世界文化全球化的影响,是不是也和当今海外华人的影响具有同样的认同感和成就感呢?!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今后中国的几千个博物馆开始收藏世界文化艺术文物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要考虑一下其他古文化地区的文物的流失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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