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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辰:高校博物馆不应止于“高校”

2016-10-08  作者: 沈辰 来源: 弘博网

高校博物馆由高校创建,属于学校下属机构,其本身并非独立的法人单位,其最高主管单位是教育部门,可被划入行业博物馆的范畴。高校最基本的职能是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从而决定了作为高校一部分的高校博物馆最大的特点是专业性,依托本校学科,对特定门类的知识作系统展示。很多高校也确实把博物馆作为一张重要的名片,是学校、学科历史和文化积淀的集中展现,同样定位于学术研究与教育机构的高校博物馆构成了近现代大学的文化景观,彰显出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教学目标。

很多高校博物馆已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象牙塔中,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始面向社会,试图突破办馆资源单一、开放程度较低、缺乏交流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发挥更大社会价值。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从一开始就定下了面向清华大学的师生、面向社会公众、面向国际的发展策略;据悉南京大学也在原“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基础上,整合其他院系古生物、动植物标本、古籍以及校史馆等内容,筹备建立“综合”博物馆,面向公众也是其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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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高校博物馆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与综合博物馆定位和运营上的不同,在西方高校和博物馆界都有颇多讨论和实践,不少世界名校也拥有世界知名博物馆,其世界级水准的博物馆往往与学校学术地位相匹配,成为提升师生及社会公众的艺术素养和文化品质的重要方式,如常春藤名校、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等;还有一些高校博物馆在不断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发展为大型综合博物馆,但依然与高校保持着密切联系,如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简称ROM),本期我们就采访ROM副馆长沈辰,请他介绍高校博物馆的转向及其与高校、社会、公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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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M)

早期高校博物馆是博物馆从私藏走向公众的平台

沈辰首先阐释道,纵观博物馆发展史,早期是皇家收藏,重在藏,后来慢慢向社会大众开放,进行展示。当博物馆还没有完全向公众社会开放时,它的收藏、征集还有对藏品的诠释,对社会各种奇异现象、异域文化的认识,都是通过大学这个平台去实现的。博物馆最早从皇家收藏转型成为大众了解异域文明的窗口,大学博物馆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所以,往往著名的大学都有它历史悠久的博物馆,国内很多大学也是如此,如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等等。西方大学也是这样,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历史就是处于博物馆发展过程的后一个阶段——从大学博物馆转型为面向社会公众的博物馆,最开始就是多伦多大学的大学博物馆,是服务于多伦多大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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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他也特别强调了高校博物馆的作用:其一开始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把过去只为显贵社会所欣赏的收藏,通过学术的研究和教育教学的手段来向公众展示和诠释。到今天,高校博物馆仍然是一个以研究和教学为目的的博物馆。也就是说,高校的博物馆实际上基本上是研究型博物馆的一类,和高校教育教学、培养学生学者、对知识的深化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后他进一步厘清了高校博物馆的概念和在教学、培养研究生领域中的特点。

他认为高校博物馆有两类:一种是以收藏和研究自然历史和文化历史的物质为主的博物馆;另一种是画廊或美术馆性质,主要是给学生提供展示、陈列的平台,在艺术类院系、学校,这种需求更为显著,多伦多大学也有给艺术史和其他的院系的学生提供一个对当代艺术欣赏和交流平台。

高校的教学并不是培养博物馆的研究生,而是培养某个学术领域的领军人,他们的事业领域是非常广阔的,不局限在博物馆。这也就是通过文化物质对他/她研究的领域,像埃及学、世界古典文明、艺术史等方面都能起到更多帮助。

博物馆研究与高校教学是如何结合的?

由高校博物馆转变为综合性博物馆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现在依然承担着多伦多大学博物馆的职能,为大学的科研、教学服务,因此多伦多大学也没必要再建一个大学博物馆。ROM的研究员可以培养和指导博士生、硕士生,但是他们的研究领域要以博物馆藏品为核心。

那么高校博物馆的藏品收藏是怎样在高校研究、教育教学方面起作用的呢?

沈辰用他自身的两个例子来说明博物馆研究怎样和教学进行结合的。

沈辰的一个硕士生研究宋代的磁州窑。

学术界主流思路是从传统的方式了解其技术、类型和风格,但沈辰希望这位研究生研究宋代商业和消费市场这样的领域。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收藏了一百多件磁州窑藏品,这个学生比很多研究者有优势的地方在于不用通过照片或者隔着博物馆展柜观看,而是可以进到库房进行全面观察。然后去解析磁州窑不同层面的内容,分析当时磁州窑的生产和消费群体的关系。比如,磁州窑专门针对民间市场,所烧器物涵盖了民生用品的方方面面,但其与不计工本的贡窑和官窑则有着千差万别。

在引导学生研究自己学术专业的过程中,他则更加倾向于关注窑工们本身所起到的作用,例如,所用的地产原材料、馆藏实物观测中凭借痕迹所考究的工具、藏品本身的细节处所被忽略但却恰恰是民窑最为核心的烧造技术,等等。他目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分析方法是有效的,甚至可以通过窑口产品,即这些陶瓷的具体分析来初步判定窑工的生活状况。

他的一个博士生现在做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的研究。

这个题目很传统也很普遍,很多优秀的学者、前辈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他和他的学生在这个领域都是很边缘的。那为什么还要让学生去研究这方面呢?因为ROM有一批珍贵的材料,有120多件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从安阳流失出来的陶范。虽然已有不少研究关注青铜器本身和陶范的关系,但这次他想让学生从陶范本身入手,从制作陶范本身的信息了解不同地域、不同年代、不同城市的青铜器制作中的陶范工艺技术,工匠组织,工序他想强调的是,真正了解制作陶范的工艺这生产组织结构是研究青铜器制作领域一个不可分割的基础。作为博物馆研究人员,有责任对这些陶范进行关注和整理,恰好也有学生对这方面有兴趣,这批材料也总算得到合理使用。

沈辰认为,这样教学的内容:

第一,给研究生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和材料;

第二,推进博物馆的某一藏品的基本整理和深化研究;

第三,通过这样的学术研究,为今后博物馆的展览提供了翔实的学术基础。

Teaching curator为高校博物馆带来勃勃生机

为什么学生到博物馆来进行硕、博士的论文研究?

沈辰认为,以博物馆藏品为基础进行研究的时候应以不同的视角去研究该领域。这同时也是对高校博物馆藏品研究、管理一个很好的推动。况且高校博物馆藏品来源本来就是出于研究性的考量,依托专业,由高校研究人员去各地发掘、搜集而来的。像国内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博物馆的藏品就多是当年教学调查、民族学调查、考古学调查而得来的,这些藏品本身就很有学术价值。

高校博物馆的藏品资源在培养学生方面提供不少帮助,除此之外,利用这些丰富的学术资源优势促进高校博物馆自身发展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要确定高校博物馆的领域,是自然还是世界文化或者考古领域的博物馆,在确定好类型后,需要综合考量全校在这个领域范围内能够涉及的专家资源,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学术智慧,利用他们的学术贡献。

沈辰表示,ROM就很迫切地利用这些教授资源来对博物馆的藏品、展陈和项目活动进行横向的交流。

在这里,他提到了curator研究员制度。

综合性研究型博物馆的专业研究人员,叫做Curator,它的招聘和入职门槛很高,要求是在某个研究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其入职标准和大学教授招聘位置相同。

有人把curator译为“策展人”,这是有问题的,应该是研究员,而且策展是一个团队。不同特性的博物馆有不同的结构和组织,综合性大型的博物馆和小型专门的画廊、美术馆不一样,策展方式和组织结构也不同。

综合性研究型博物馆的curator是专业研究人员,当博物馆立题、立案、立项决定策划一个主要的展览,如果该研究员在这个展览涉及的学术领域是一个领军人物,那么就由他来承担这个展览学术领域的策划,他就是策展团队的人,不做项目的时候,他就是研究员。也就是说:作为研究人员,其职责就是研究藏品,做学术研究;在被要求去做一个展览,对这个展览核心的学术领域、学术观点、学术思想负责的时候,就是策展人,或者叫主要策展人之一。

在西方的大学博物馆中,curator有两种体制:

一种是博物馆专职的研究员,以博物馆的背景、相关学术要求、藏品核心为基础来招聘,其工作包括了策划展览;

还有一种,是邀请大学的院系教授,来做临时展览的学术或者内容领域的策划,所以也叫做teaching curator,这种在中国大学博物馆中很常见。大学教授及其学生在该领域通过研究进行横向交流,有学术思想,也有对外合作的成果,他们能够把这些带到博物馆和博物馆团队中来。

高校博物馆正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进入21世纪,博物馆都在面向公众,高校博物馆也同样也要走向社会,沈辰以美国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人事招聘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发展趋势。

五年前,该馆招聘一位馆长,取得这个职位的是ROM的副馆长。这个副馆长当时在ROM,主要负责communication的工作,也就是负责博物馆与公众、媒体的关系建立和维护。他本身也是学近东考古学的博士,后走了一个公众教育的路子,没有在学术领域深耕,但在博物馆管理位置上做得很不错。这样的例子在西方博物馆发生很多,与公众沟通的部门及职位越来越重要。这个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校博物馆也面临挑战,即把大学研究的学术成果推向公众,而且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

沈辰也认为,如今西方高校博物馆的发展正在经历一个转型期,他们也需要把象牙塔里的研究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向他们的公众受众群。高校博物馆不必和综合性的世界级博物馆同质化竞争,但他们应该在同一层面里有互补的因素。两者有共同的受众群体,比如说学生。不是只有考古或艺术史专业的同学才对博物馆有兴趣,理工科的学生也应该是博物馆的受众。

有数据显示,进到博物馆的学生数量还不到学生总数的1%,ROM就在多伦多大学校区里,能够走进博物馆的多大学生还不到3%。基于这个挑战,馆方做了一些战略调整,充分考虑学生受众。比如每年大学开学之初,博物馆有开放周,还会和高校的学生社团、不同院系取得联系,旨在使ROM成为为学生提供学习教育和生活娱乐平台。

高校博物馆如何面对捐赠?

近日,国内高校博物馆接受社会捐赠的话题受到热议,个别事件还颇有争议。那么,国外高校博物馆是如何面对捐赠的呢?

沈辰介绍道,就北美博物馆体制来说,高校博物馆和社会上的博物馆接受社会捐赠,不论器物还是现金,都是同样的标准和政策;博物馆给予的都是冠名的反馈。哈佛大学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也都是如此,也需要接受捐赠来翻修扩建他们上百年的老馆,他们接收藏品捐赠的门槛、条件和其他的博物馆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不管什么体制、什么管理模式,也不论主管单位是文化部还是教育部,博物馆就是博物馆,本身就应该按照它的规范来运行。所以,涉及到博物馆捐赠,唯一的标准就是构建博物馆的道德规范,任何体制和观念模式不应该有任何作用。

西方博物馆关于受捐藏品的鉴定与评估工作,通常首先是由博物馆的研究员来评估的。能不能接受捐赠、有何学术价值都是由博物馆的研究员做第一轮的筛选和评估;之后判定其市场价值,以决定博物馆应该给这个捐赠人什么层级荣誉,由博物馆找第三方评估机构。

据沈辰介绍,第三方机构不是鉴定机构,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历史上历来声誉较好的艺术古董商,因为认可他们在市场里面的知识,所以会请他们对捐赠品进行商业价值评估;还有一类是其他博物馆中的同行评议,在入藏之前,博物馆董事会及高层都会要求把受捐赠的材料送给其他博物馆同样领域的研究员进行审批并形成报告。通过这些程序,就可以对捐赠品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商业价值进行多方面的认定,最后形成的捐赠报告才会得到馆方和董事会的批准。

沈辰也特别强调了以研究员为代表的学术权威。

国外博物馆研究员入职时就基于他的学术道德和学术领域的高水平,学术声誉是学者在西方学界立足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支撑,他们要对自己的学术负责,没有学术名誉就没有其研究的学术价值;也是基于社会体制、社会道德观,整个社会对专家的权威是无条件认可的。

因此,社会大众不会质疑权威性的评估,专家和专家间的争议和质疑是存在的,但这都是正常的学术讨论,由公众去挑战学术权威这在西方社会是极少存在的。

最后,他也总结道,当今社会,高校博物馆和综合博物馆在面向公众方面没有很大区别,校医院尚且对外开放服务周边社区,博物馆这样的教育资源也应该走出象牙塔走向广阔社会,一方面作为校方名片,成为对外宣传的窗口;一方面承担公众教育职责,发挥更大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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