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到人”:一种博物馆观念的反思

2018-03-26  作者: 《博物院》杂志 来源: 弘博网

导 言


当代博物馆学界存在一个共识性的命题,即强调公众在博物馆理论与实务中的优先性,以消解长久以来物件的主导地位。在国内,该观念衍生出诸如“从物到人”“以人为本”“观众导向”等一系列有关博物馆价值重置的话语表述。曾经处于相对失语状态的公众成为国内学界竞相关注与书写的热点,集中体现在公共服务、策展理念、学习体验、居民参与等研究议题上。


本文认为,“从物到人”的观念远非将关注的重点由博物馆物件转向博物馆公众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还应包括隐藏在物件背后的个人与群体,甚至还包括博物馆专业人员。从博物馆哲学层面来看,“从物到人”的观念旨在从以证据(物件)为导向、强调实证与秩序的博物馆迷思中走出来,迈入以合作(人)为主导、强调人文与关系的博物馆新视界。


一、有关物、人关系的讨论与共识


在中国博物馆学界,对物与人关系的讨论最早发端于1987年苏东海与日本学者鹤田总一郎的对话。在对话录中,鹤田在听取了双方有关博物馆学术研究的差异后,就“物与人结合”的观点进行了阐释,


“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太重视物了,所以我把人与物联结的研究当作重要问题提出。博物馆必须把对人的研究提到与物同等的水平才能成为真正的博物馆学研究。”

(苏东海:《与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鹤田总一郎对话录》,《中国博物馆通讯》1987年第4期。)


自此,有关物与人孰轻孰重的思考被苏氏提炼为一个问题,即博物馆的本质是什么?1993年,苏氏在与荷兰学者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的对话中再次抛出这个问题,冯·门施认为保存是博物馆的核心功能,信息是博物馆哲学的根本


1994年,马丁·施尔在面临相同问题时作出的回答是,博物馆的本质就是社会需要的,由博物馆机构反映出来的人与物的结合,或者说博物馆的本质是人与物关系的形象化。有关博物馆本质的思考关乎博物馆本体论的研究与哲学体系的建构,是苏氏学术研究的关键环节。2005年,苏氏在《博物馆物论》中对这一持续困扰他的疑惑进行了彻底清算。


苏氏认为,“无论从博物馆的本质特征还是从实践层面上看,博物馆物在博物馆中的核心地位与本质特征是不可动摇的。物是博物馆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博物馆功能发生的根据,是博物馆价值的源泉。”

(苏东海:《博物馆物论》,《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1期。)


苏氏虽然澄清了博物馆物作为博物馆本质和博物馆研究重心的事实,但是他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及其反思却将物、人关系带入学术话语体系。


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宣传展示和社会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作为博物馆行业的纲领性文件,该《通知》提出要加强博物馆宣传展示和社会服务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服务意识,把社会和观众的需求作为博物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宣传”“服务”“以人为本”“需求”为关键词的国家话语被博物馆学界,尤其是博物馆从业人员所接受。


与苏氏将物、人关系的讨论置于学术话语体系不同,《通知》的出台终结了两者关系的讨论,甚至否定了苏氏有关博物馆物的核心地位的主张。尤其是最近几年,以传统博物馆重置和转向为主题的学术文章几乎都会不假思索地将诸如“从物到人”“以人为本”“观众导向”的表述作为研究背景。实际上早在世纪之初,苏氏曾质疑博物馆领域内“以人为本”的说法,因为国际博协和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并没有这种提法,并认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风尚。


在今天看来,这一观点并非危言耸听,“从物到人”的博物馆观念似乎成为了当代中国博物馆学界的主导性话语:传统博物馆使出浑身解数讲述展览故事、迎合公众;新博物馆形态则追求当地人在地方博物馆化过程中的主人角色。


在笔者看来,“从物到人”的博物馆策略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一方面与英国的文化权利运动和美国的市场营销策略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彰显了当地人在民主参与和文化赋权过程中的地位。问题的关键在于,诸如“从物到人”“以人为本”“观众导向”的普遍看法在学界达成共识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危险,即这一观念似乎成为国内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全部趋势。


因此,在笔者看来,在考虑“从物到人”的认识论背后的问题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从物到人”的观念并非意味着将观众或当地人作为任务或口号,也不是把博物馆工作重心从一端转向另一端,而是将诸多相关要素置于整体性、关系性的结构层次中来予以思考;

其二,“从物到人”中的“人”不仅包括作为博物馆消费者的公众,而且还包括物件背后的人,以及博物馆工作人员,三者共同构成了有关“人”的全部意涵;

其三,“从物到人”的观念仅是当前博物馆整体变局之一,同理,它也仅是面向未来的博物馆蓝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


二、有关“以观众为中心”的概念


在“从物到人”这一博物馆观念中,最容易产生误解的是想当然的把“人”的范畴局限在博物馆观众或社会公众,或者可以将这种把人的范畴局限在博物馆观众的现象称之为“以观众为中心”的概念。作为品质与品位的仲裁者,长久以来博物馆都因其自身的话语体系而呈现出一种让人困扰,甚至令人生畏的形象。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博物馆的这一形象仍广泛存在着。


过去两个多世纪见证了博物馆与观众关系的变动,扎哈瓦·朵琳(Zahava Doering)详细呈现了观众在博物馆人眼中的三种不同形象:


陌生人指的是博物馆的首要责任是藏品而非公众;

客人:指的是博物馆出于使命感,试图借助教育活动和制度性的学习目标,把工作做得更好;

顾客:指的是博物馆将不再向观众极力推行其所认可的参观体验,相反,博物馆认识到观众犹如顾客一般有自己的需要、期望与诉求,并有义务去理解和满足。


作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博物馆重视公众、理解观众的哲学转向是没有问题的,差异体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以及如何在实务工作中进行操作。


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博物馆有关观众的认识尚处于“客人”阶段,即秉持“以人为本”的宗旨为观众安排教育活动或学习目标。也就是说,“以观众为中心”的概念是国家文物局、博物馆行业的一项规定和任务,是博物馆评估系统中不得不予以考虑的组成部分。至于如何在实务层面去具体落实这件事情,因为不同语境下的博物馆有自身的传统,所以试图寻求一种普世性的最佳做法是不恰当的。


尽管如此,一些成功的实践案例仍然值得拿来参考、借鉴,比如伊莲·胡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有感于英国博物馆发展困境而提出的目标观众(target audience)概念,以及沈辰基于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十余年的工作经历而提炼的博物馆运营公式


大英博物馆


确立目标观众的阶段是博物馆资源与政治从物件转向观众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也是当前流行的概念——“相关性”(relevance)的前一阶段。胡珀-格林希尔曾经针对英国博物馆发展困境,对多样化的博物馆公众进行细化,提出了目标观众的概念。也就是说,博物馆观众研究和博物馆沟通机制的制度化是目标观众策略确立之后的进一步操作,而不是盲目地以普遍大众为对象进行研究和沟通。在当前国内博物馆行业内,无论是以特定共同体还是特定社区为对象,目标观众的概念尚未广泛普及,胡珀-格林希尔对目标观众的分析与研究值得借鉴。


与此同时,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工作的沈辰则通过博物馆运营架构的剖析提出另一条公众体验的路径。通过这一路径即可发现,博物馆观众或社会公众并非仅存在于光谱另一端,而是嵌入到每一个实践环节:藏品(collection)、展览(exhibition)、活动(program)、沟通(communication)、参与(engagement)、体验(experience)。同样的,物件与观众一样,也存在于每一个实践环节。这说明了博物馆理论与实践都曾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博物馆是一个整体性的结构有机体,各个功能或各项要素彼此之间相互依赖,共存于关系主义的网络中。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关于“以观众为中心”的概念,


---胡珀-格林希尔:通过将无差别的大众进行分解,进而确立博物馆与公众的对应关系,以实现相关性的建构。


---沈辰:则着眼于博物馆的整体结构,高屋建瓴地指出了重视公众的关键并非是把它列为首要任务,而是要将其纳入到有机体运转的关系网络中。


“以观众为中心”的概念实际上是把博物馆功能从收藏转向教育的另一种表达。无论处于“客人”阶段还是“顾客”阶段,“以观众为中心”的概念都面临一个危险,那就是博物馆观众地位的上升会将博物馆的其他工作边缘化。如果这种现象出现的话,那么物、人关系的争论只不过是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若干年后,“以物件为中心”的主张可能就会卷土重来,收复失地。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重视公众、理解观众并非意味着对观众的需求有求必应,或基于观众的兴趣而组织展览、活动,而是要注意把握好博物馆内在资源与外在议题的平衡性。这种过犹不及的现象不仅是教育还是娱乐之争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关系博物馆的社会地位与责任。“以观众为中心”的概念在实际操作中一定要避免“为了观众而观众”的局面出现,否则就会导致博物馆立场的丧失和自主的娱乐主义与庸俗主义。


“从物到人”首先让人想到的是重视公众和理解观众的哲学转向,这在国内外博物馆学界无可厚非。然而就中国博物馆现状来说,这一话语似乎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或理论层面,尚未在实务工作中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同时,将“人”习惯性地理解为博物馆观众或社会公众也窄化了“从物到人”观念的广泛所指,从而限制了博物馆重置与转向的诸多可能。接下来,笔者将就“人”的全部意涵进行解析,以此来解放“从物到人”的观念中被阉割的博物馆思想。


三、有关“人”的总体设想


正如上文所言,“从物到人”观念中的“人”并非局限于博物馆观众或社会公众,而且还应包括物件背后的人以及博物馆工作人员。这三个对象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它们所衍生出来的相关博物馆议题,以及新关系的生成才是问题的关键。为此,笔者将提出博物馆学界有关“人”的总体设想,这一设想来自于当前西方学术界的启发。


——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博物馆走向专业化道路,博物馆培训逐渐成型,一批有专业素养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出现在博物馆场域中。


——80年代以来,殖民主义反思和新博物馆学的浪潮将物件背后的人和社会公众同时带到博物馆中。


——80年代末90年代初迎来了物件背后的人、博物馆人和社会公众三者的同时在场,无独有偶的是,这也是西方博物馆学界的诸多扛鼎之作纷纷面世的时代。


在笔者看来,同时在场的这三种人彼此关联,不仅为博物馆带来了诸多活力与可能,而且生成了新关系,开启了西方博物馆的新视界。



反观中国,这三种角色在博物馆领域内似乎并未被同等重视过,顾此失彼的现象时有发生。虽然苏氏早已经表达了博物馆物在博物馆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核心价值,然而在“以观众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影响下,有关博物馆物件、博物馆实务的研究逐步被边缘化,甚至被认为是过时的研究。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从物到人”的观念是有失偏颇的。暂不说观众在博物馆实务层面的落实必须得到重视,就算在博物馆理论层面,“人”的全部意蕴亦没有得到充分的体认。物件背后的人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为博物馆藏品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重要性则体现在机构组织和学科整合层面。



物件研究(藏品研究)是博物馆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博物馆与观众之间关系进展到“顾客”阶段时,西方博物馆学界并未丢弃对博物馆物件的研究,比如苏珊·皮尔斯(Susan Pearce)、罗素·贝尔克(Russel Belk)、保罗·马丁(Paul Martin)、米克·巴尔(Mieke Bal)等。


有人可能会说,鹤田所说的将物和人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彼此兼顾就可以解决转向后对物件的冷落。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同样被称为物件研究,但是过去强调物件的证据性,是实证主义脉络下的产物,而现在则强调物件背后的人及其关系,属于人文主义的研究范畴。麦夏兰曾经指出,藏品是物与人特定关系的展演,是理解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特殊路径。


关照物件背后的人则意味着如下三种取向:


---其一:关注最初持有者对物件功能的原初解释,这让展览讲故事成为可能;


---其二:关注物件社会生命历程的经手者,这提供了物件意义与价值流变的证据;


---其三:关注物件承载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关系,这种视角涉及了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相关研究。如此看来,强调物件背后的人会带来有关物件研究的诸多可能性,作为结果,这项研究在让物件背后的人及其文化发声的同时,也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和博物馆观众带来了阐释与解读的便利。


在“从物到人”的博物馆观念中,博物馆工作人员同样无法置身事外。当博物馆决定与观众建立联系时,双向沟通与对话的机制是首要考虑的,这意味着博物馆工作人员必须被纳入到整体思考中。在国内博物馆学界,博物馆工作人员已逐渐受到重视,比如每年举行的各类培训活动以及招聘要求的专业化。然而,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转向不应仅包括这些,而应当指向博物馆结构调整和学科整合。


在这一方面,西方学术界对此论述颇多,极具代表性的是彼特·萨米斯(Peter Samis)、米米·迈克尔森(Mimi Michaelson)的相关研究。在他们看来,以观众为中心的展览路径并将衍生出博物馆结构的变化。由于专业限制,博物馆中的每个群体在传统层面都恪守自身的范围与学科界限,专注于擅长的研究领域,这导致了博物馆工作的碎片化和封闭化。随着博物馆的转向,博物馆传统部门之间的界限正在发展变化,尤其是与开发展览密切相关的策展人、教育专家和展览设计者之间,这种影响尤为明显。重新审视博物馆结构意味着专业人员合作模式的变化,合作团队中各方承担的任务以及扮演角色的变化。


从博物馆的学科划分来看,史蒂芬·威尔(Stephen Weil)在分析美国博物馆转型时指出,虽然为公众服务的理念不再陌生,但是博物馆的实际运作依然是学科导向的,藏品分类和展览组织尚未摆脱学科范畴的限制。



总的来说,基于博物馆结构和特定主题变化的机构调整、多学科整合是博物馆工作的大势所趋,否则博物馆的整体变革无法有效地达成


四、余论:有关“人”的关系主义学说


作为博物馆转向的表达,“从物到人”等话语频繁出现在博物馆话语体系,这已经是一个共识。笔者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早有定论的话题作为讨论对象,原因在于这一表述对国内博物馆未来走向来说,危害性是大于建设性的。“从物到人”被理所当然地窄化为“以人为本”“观众取向”,这在无形中制造了一种错觉,那就是博物馆观众或社会公众是“人”的全部所指。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称之为“从物件到观众”而非“从物到人”。既然提“从物到人”,那么,我们有理由将物件背后的人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纳入博物馆的学术研究与未来蓝图中。


博物馆观众或社会公众、物件背后的人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同时在场构成了博物馆有关“人”的总体设想,这种有意识的接纳仅仅是整体研究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步骤可能更为困难和关键,那就是促成彼此之间关系的生成。


西方在处理原住民文化、社区参与时通常会采取合作策展的模式,这种将物件背后的人、博物馆观众或社会公众、博物馆工作人员置于同一舞台,互相对话与沟通即是博物馆领域内关于“人”的关系主义的集中体现。



在地方或区域导向的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关系主义的身影。1992年,肯尼斯·哈德森(Kenneth Hudson)在总结生态博物馆现象时提出了著名的“双重输入系统”(double-input system),一组输入是来自规划和设计博物馆并组织其日常营运的专业人士,而另一组则是来自提供博物馆原动力的当地居民。这一系统提供了开启“生态博物馆过程论”命题的钥匙,生态博物馆的成功就在于两类人彼此关系的建立、对话与协商。在遗产规划项目中,民族国家、身份政治、经济利益等超出上述三种范畴的复杂要素都会介入到相关讨论中。在笔者看来,关系主义视角对于此类困境的处理大有裨益。


生态博物馆


“从物到人”的话语是中文语境中对博物馆转向的表达,令人遗憾的是它被简化为“从物件到观众”的狭隘所指。


在笔者看来,“人”不仅包括博物馆观众或社会公众,而且还包括物件背后的人,博物馆工作人员,甚至民族国家、经济利益的相关者。如此看来,“从物到人”这一观念是关于博物馆结构与未来发展的总体设想,旨在从以证据(物件)为导向、强调实证与秩序的博物馆迷思中走出来,迈入以合作(人)为主导、强调人文与关系的博物馆新视界。


本文已获得《博物院》杂志授权,本文改编自《“从物到人”:一种博物馆观念的反思》,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7年第5期(总第5期)。作者:尹凯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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