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展

2018-09-30  作者: 彭学斌 王麒越 周博 来源: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展览时间:2018年9月29日-2019年1月6日

展出地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楼临展厅A

主办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贵州省博物馆

四川博物院

云南省博物馆

成都博物馆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协办单位:贵州省安龙县文物管理所

中国仡佬族民族文化博物馆(贵州)

贵州省黔西南州文物局

贵州省赫章县文物事业管理局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      

展品情况:202件/套,以西南地区商周至西汉时期青铜器为主。其中一级文物79件/套,二级文物53件/套,三级文物38件/套。

展览定位:西南博物馆联盟青铜文化大展

2018年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代表性原创展览

展出形式:免费对公众开放

 


展览概况:


大西南,史书所记“南蛮”、“西南夷”之地,囿中含今川、渝、滇、黔、桂五省(区)市以及西藏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此域有巴、蜀、滇、夜郎、西瓯、骆越等独立于中原王朝的部族或王国。在秦皇汉武的文治武功下,他们相继融入华夏政治版图和文化圈,先是巴蜀,继而瓯骆、夜郎、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虽对上述古国作了一一介绍,但其本人对这块遥远的土地仍很陌生,先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后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给后人留下了种种谜团。


现在,我们将与您一同踏上这解谜的青铜文化之旅:以《史记》相关记载为线索,用文献与文物互证的方法,将精美的文物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展示,通过高等级青铜礼乐或饮食等类别的器物,进一步证实史书记载的真实性,并填补相关文献的空白。


从“蛮夷之地”到绚烂多彩的古蜀文化、巴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百越文化,穿梭时空的长廊,漫步青铜的盛筵,您不仅将见证南方丝绸之路的拓殖与发展,更将领略西南地区融入中华大家庭的伟大历史进程!



单元结构:


第一单元  三星伴月,金沙流彩


雄踞西南的古蜀国是四川盆地的著名古国。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证实了西南地区独立于中原体系的、具有高度发达青铜文化系统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古蜀国历史谜团。


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年代前后紧密衔接,可能是鱼凫、杜宇两个王朝的都城遗址,时代约当中原地区的商至西周时期。根据目前考古成果,成都平原是西南地区青铜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


第二单元   开明王蜀,礼乐尚楚


开明王朝是古蜀国最后一个朝代,其时间约当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期蜀国已成为“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的泱泱大国。公元前316年,开明王朝被秦国所灭,蜀地正式并入中华版图。


战国时期,蜀地流行的青铜容器有鼎、甗、釜、鍪、罍、壶等,乐器有编钟、钲、錞于等。由于地近秦、楚等大国,器用制度在蜀地固有礼制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等因素。青铜礼器最明显的特征是器以尊楚,即铜器风格多以楚式为主。新都马家木椁墓、成都市商业街船棺墓葬等就是开明王朝蜀人高等级墓葬的代表。


第三单元  巴都滨江,俎豆用享


巴国曾是四川盆地东部山区的一个古老王国。战国时期,其主要活动区域位于今重庆一带。在楚、秦、蜀诸强环伺下,巴国曾数次迁移都城,《华阳国志》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主城),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这几处都邑均位于长江或其支流嘉陵江沿岸。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随后设置郡县,正式将巴地纳入华夏版图。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了独特的青铜文化,根据出土文物观察,在巴人上层社会中,俎、豆、壶为基本礼器,釜(釜甑)、鍪是核心炊器,编钟、錞于、钲是常见乐器。


第四单元  滇王受印,笙歌宴舞


“滇”是《史记》所载“西南夷”中仅次于夜郎的大国。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滇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以滇池为中心,“西起楚雄、禄丰,东达曲靖、宣威,北至东川、会泽的金沙江以南一线,东南不过南盘江(即开远、个旧一线),南至新平、元江”,“滇王者,其众数万人”。滇王所统辖的地域应主要集中于滇池盆地一带。


滇国青铜器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著称,实用器为主,大量的兵器、农具是其他地方所罕见的,贮贝器、铜鼓、铜俑、铜枕、扣饰等是滇国青铜器的主要代表。


第五单元  夜郎探秘,釜踪鼓迹


夜郎是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云贵高原东侧的一个重要地方王国。《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夜郎国活动主体在今贵州境内,贵州常被称为“夜郎故地”。在贵州中西部地区发现的以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普安铜鼓山为代表的大量遗址表明在贵州高原确实存在一个有别于滇、巴蜀、楚和百越的古夜郎文明。从考古材料看,独特的“套头葬”、铜鼓、铜釜是夜郎文化的代表性遗存。虽然与西南其他区域相比,目前还未发现高等级夜郎文化墓葬,但釜踪鼓迹为探秘夜郎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六单元  百越之属  和鸣钟鼓


商周至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居住着支系众多的百越族群。《史记·南越列传》记载:“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西瓯、骆越故地就在今广西一带。从考古出土的实物看,位于南方丝绸之路上青铜时代的瓯骆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特色。汉文化、楚文化、秦文化、滇文化、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的异域文化在此多有交汇和遗留,而经过岭南先民们的吸收、融合,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


第七单元  中华一统,丝路延绵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随着 “秦灭巴蜀”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两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完成,西南青铜文化渐趋消亡,君长林立的局面也宣告结束。《史记》记载了秦、汉王朝在西南地区开发的主要交通线路,“南方丝绸之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都江堰、灵渠两大水利工程的修建,并延用至今,是两千年来中华大家庭不断融合、发展的见证。

 

展览亮点:


1.主题鲜明。

一个从特定角度展示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的文化之旅。一场汇集西南博物馆联盟典藏重器的艺术盛宴。一个展示西南博物馆最高学术研究成果的平台。


2.意义重大。

再现西南地区融入中华大家庭的历史进程,见证南方丝绸之路的拓展。促进民族团结,国际友谊。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文化的融合和发展提供可以史鉴的依据。


3.展陈方法创新。

(1)主标题对展品类别、展览内容进行高度概括,副标题对文化时代和文化地域进行说明。主、副标题又互相限定和补充,形成一个完整、简洁、清晰的展览标题。突破常见展览中副标题仅仅是对主标题进行解释、说明的传统。

(2)将历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引入陈列展览中。以一篇史籍为线索,将精美的文物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展示,通过高等级青铜礼乐或饮食等类别的器物,进一步证实史书记载的真实性,并填补文献的空白。增强展览的学术性。

(3)有效整合各馆藏品资源,强强联合。通过选择一个共同的话题和契入点,将展览内容做大、做深、做精。充分体现了区域博物馆联合办展的优势。


4.展览LOGO的设计与使用。

邀请馆内退休老专家胡昌健研究员为展览设计制作印章。一方印章为椭圆形,“盛筵”两字皆采用汉篆字体;另一方印章为正方形,“盛”字取用战国金文,“筵”字取用秦瓦当文。在图录、展览设计以及在社教宣传活动、文创产品中都使用的统一的视觉标志。


5.有较强趣味性。

探寻《史记》中神秘的西南古国,战国——汉代的西南地区几个大的王国:巴、蜀、夜郎、滇、南越等。由于地理景观异质性强,民族风俗差异性大,在彻底融入中华文明之前,各大古国以及依附他们的“君长”分别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与辉煌的文明,异彩纷呈的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百越文化,让观众饱览盆地、高原、丘陵地区青铜文化风情。

 

精品文物赏析: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名称: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年代:商代

尺寸:高41、长19、宽17.3厘米

保存单位: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1986年的一天,考古工作者在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个震惊世界的祭祀坑。坑里埋藏着距今3000年前古蜀文明的最高成就:大量的玉器、金器、青铜器、骨器、象牙、海贝等器物在这里被分层叠堆放,每一件都堪称国之瑰宝。“宝物”们令人惊喜而又惋惜,惊喜的是它们揭开了古蜀王国的面纱,让人了解到古蜀文化的独特魅力;惋惜的是它们被掩埋前经历了焚烧与砍砸。


在这些“宝物”中,各种类型的人形器尤具特色,反映出古蜀青铜文明独特的文化。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是三星堆遗址中的重要遗物之一,虽然仅二号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就有44件,但戴金面罩的却只有4件,这彰显了使用者身份地位的高贵与非凡。


这件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由铜头像和金面罩两部分组成,其中金面罩已经残缺。铜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扎束垂于脑后。金面罩系金箔捶碟而成,然后依照人头像造型,上齐额、下包颐,左右两侧罩耳,耳垂穿孔,并在眼眉处镂空。制作者以生漆调和石灰作为粘和剂,将面罩贴于头像上。


与普通青铜人像相比,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文化信息。人头像作为常设于神庙中的祭祀神像,在面部贴金,目的并非仅仅为了美观,还与祭祀的内容和对象有关,金面罩或许有娱神以使神更灵验的作用。古蜀人将金作为尊贵的象征,在当时已经分化出了需要用金来显示尊贵的特权阶级。这些人头像的原型:那些特殊而尊贵的人,不仅掌握着生杀大权,还有着与神灵沟通的能力。数千年光阴已过,它们仍是金光熠熠,耀人眼目,尊严高贵,气度非凡,依然能折射出古蜀人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以贴金人像为代表的三星堆文物将古蜀文明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使人们确认了古蜀历史的源头及古蜀国的中心,使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再次得到证明,从这里开始,西南青铜文明拉开了序幕。

 

青铜鸟



名称:青铜鸟

年代:晚商至西周

尺寸:长6.1、宽6、厚1.5厘米

保存单位: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金沙遗址是继广汉三星堆遗址之后在成都平原继起的古蜀人又一大型聚落。1995年以来,发掘面积已达20余万平方米。目前在遗址范围内已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区、大型祭祀活动区、一般生活居址区、墓地等重要遗存。从大量遗存和出土文物分析,金沙遗址的年代大约在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当公元前1200——前650年),其中以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学术界认为,这里可能是古蜀杜宇王朝的都邑。


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都发现了很多青铜鸟。它们的用途是什么,具有怎样的寓意呢?这件体型小巧而精致的铜鸟是一个大型青铜器上的构件,它昂首而立,圆眼突出,双翅收束并上翘,尾羽折而下垂,形象生动,与器身连接的足部残断。专家推测原器身可能是图腾柱或神树。


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对鸟类的喜爱和崇拜从未间断,他们认为鸟类承载着人类美好的希望,是沟通天地的使者。关于神鸟的描述比比皆是,《诗经·商颂》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淮南子·精神训》云“日中有踆乌”,长沙马王堆“T”形帛画上有“日中金乌”的图案。


鸟同样是深处西南内陆的古蜀人的吉祥物,具体到古蜀杜宇王朝更是对其敬爱有加。相传,古蜀望帝杜宇因宰相开明治水有功,便将帝位禅让于开明。后来,杜宇归隐西山,死后其魂魄化为杜鹃鸟,但他仍不忘蜀国的子民,每逢三月开春时节,便在空中连啼“民贵呀”,催民耕作,直至口角流血。血滴在地上化为一朵朵鲜艳的杜鹃花,留下了“杜鹃啼血”的凄美故事。


从一只小小青铜鸟上,我们看到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水陆攻战纹铜壶



名称:水陆攻战纹铜壶

年代:战国

尺寸:口径13.2、高40.3厘米

保存单位:四川博物院


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水陆攻战纹铜壶出土于成都百花潭。整体造型秀丽端庄,保存较好。其盖面有三个鸭形钮,并饰有卷云纹、圆圈纹及兽纹。壶身纹饰尤具特色,器身通体用金银嵌错出丰富多彩的图像,画面分四层,从上至下分别为:习射和采桑;宴乐战舞和弋射、习射;水陆攻战;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

第一层中,采桑的女子们坐在树上,树下有两对男女执手而立,正可谓“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最下有一被两男两女环绕的男子手舞足蹈,仿佛在应着歌声起舞。在习射图中,上方射手列队拉弓,下方有五人列队,最下则是三位仆人在忙于烹炊。


第二层中的内容较为庞杂。左边一组为宴乐图像,场所是两层楼房或亭台。楼上有六人,左数第二为主人,跽坐于台上,腰悬短剑,面向右边,身后有一侍从执扇立于柱外。右有四人面向主人,第一人双手举着酒杯,恭敬递奉给主人,主人在左方做接杯状。第二人一手持杯,另一手似执一勺,正从身前容器中舀取东西倒入杯中。第三人垂手而立,第四人立于柱外。楼下室内左边悬编钟一组四个,右边悬编磬一组五个。四名立者敲击编钟、编磬,跽坐者吹笙,左柱旁悬一笙。一派“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之景象。


中间一组为舞蹈图,场景在房外空地。舞蹈图像分三排。上排、中排有七人,四人手执带尾羽之矛,似为“武舞”,余下一人跽坐,二人侍立。下排有人物四个,有两人对向击鼓,还有两人跽坐对饮,旁置一釜。


右上部分的射礼图为一组人物列队而射。左边的弋射图中可见几人跪于地面,向天仰射空中的雁,有些雁被射下,有些仍在空中飞逃。而后在同层右下方的野外宴饮图中,猎手们搭起了帐篷,地上摆着猎获的飞禽,准备将处理干净的猎物进行烹煮,帐篷外仍有猎手陆续归来,一副备宴的忙碌情景。


第三层的水陆攻战图,画面多是拼斗搏杀,河中两条战船相对。最下方系猎手追赶着动物的场景。


一个青铜壶上描绘了人间万象,壶身纹饰全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生产、生活、军事状况。特别是第二层的宴乐图,真实再现了2000年前贵族阶层的盛大宴享场景。

 

巴蜀图语铜勺



名称:巴蜀图语铜勺

时代:战国

尺寸:勺面直径8.4、柄长7.3、厚0.5厘米

保存单位:成都博物馆藏


巴蜀图语是春秋战国时期四川盆地巴、蜀两国使用的符号性“文字”。这种“文字”象形化比较浓厚,单个看颇为简单,但人们却无法组合连读,难以理解完整的句意。目前,发现有近300个巴蜀“文字”,能识读的不足十分之一,堪称比甲骨文更难认的象形“文字”。


成都博物馆保存的这件战国巴蜀图语铜勺造型上与普通铜勺并无二致。因年代久远,插入銎部的木柄已腐烂殆尽。然而,与众不同的是勺面上的一组巴蜀符号。其主体符号为龟、鸟、鱼三种动物图像,龟居中,左右两侧装饰有花蒂纹和“S”形纹饰,鸟和鱼分别居于龟的左右上方,整体构图对称而协调。其反映的文化内涵更是丰富而深远。


战国时期,蜀国正处在开明王朝统治之世。文献所载,开明王朝是楚人鳖灵所建。《华阳国志·蜀志》:“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后汉书》中记载了大致相同的内容:“鳖令(灵)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虽然文献的记载有较多神话色彩,但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一支来到蜀地并取代望帝杜宇建立了新的王朝。有学者进一步推测鳖灵本意即灵龟,开明王朝可能以龟为图腾。那么,整个画面的寓意或可以做如下理解:龟是开明当朝的代表,位置居中,并有装饰性符号陪衬;鱼是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鱼凫王朝的祥瑞;鸟是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杜宇王朝的祥瑞。这些符号并非文字,而是以形表意,通过“图语”表达人们对先世的尊崇和对生活的热爱。


如此,一部传承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古蜀史在这件铜勺上得以证明。


青铜俎豆夹组合



名称:俎豆夹组合

时代:战国

尺寸:俎:盘径35.2、足径28、高42厘米

豆:口径13.8、足径6.6、高7.4厘米

夹:长13、宽1.6厘米

保存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俎、豆是先秦时期常用的盛食器,也是宗庙祭祀及丧葬场合常用的礼器。“俎豆千秋”是古人常用词语,常被用于怀念祖先或英雄。《三国演义》诗赞:“人杰惟追古解良,士民争拜汉云长。桃园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与王”。1931年,上海滩青帮首领杜月笙在故里修建杜家祠堂,北洋军阀前大总统曹辊敬送了“俎豆千秋”牌匾。那么,俎、豆又是什么样式呢,它们的原始用途又是怎样的呢?


2002年,重庆涪陵小田溪墓地就出土了一套完整的俎豆夹组合。该组合由1俎、8豆、2夹组成。俎整体形似高柄灯形。盘面为圆台形,盘底部挂有五个小钩,盘面中心有大小两道套合内凹大圆芯,外围另分布有内凹的小圆芯四个,俎柱截面为实心十三面体,台状高圈足,足下有三只壶门矮支脚。主要用于承托铜豆。豆口沿微敛,弧腹,矮柄,圈足,主要功能是“荐葅醢也”。“葅”通“菹”,为腌菜、酸菜一类的食物;“醢”为肉酱。夹形似镊子,系长方形带状铜条弯曲而成,出土时分别放置在两件铜豆内,其功能为夹取食物。这套组合情况及器物样式均为目前国内仅见,是巴人上层社会独特的饮食、礼仪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在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俎、豆具有与鼎、簋同样的地位。《礼记·礼器》记载:“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如按中原周礼,这套组合符合上大夫阶层祭祀之礼。但考虑当时巴国地处“蛮夷之地”,国力远较中原及邻近的秦国、楚国弱小。那么,能使用这个档次器皿的墓主,身份一定更为尊贵。


据《华阳国志》载:“巴子时虽都江州(重庆),或治垫江(合川),或治平都(丰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这套的俎豆夹组合虽然装饰不如鸟形尊那么华贵,造型不如虎钮錞于那么威严,但它们却是巴国上层社会宴享、祭祀时最核心的食器,是最高等级权贵使用的重要礼器。它们体现了巴人上层社会的餐饮和祭祀礼仪追慕中原王朝的倾向,同时,在造型、使用方式上又保有自己独特的地域风格。

 

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



名称: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

时代:西汉中期

尺寸:通高65、盖径29、底径48厘米

保存单位: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出土于昆明石寨山墓地71号墓,出土时内贮满环纹贝。该器由两鼓上下重叠焊铸而成,上鼓器盖单独制作,下鼓焊铸一底,以活扣与鼓身相连。该器上鼓足部焊铸四头卧鹿,下鼓足部焊铸四头卧牛,胴与腰部之间有四个绳纹耳。器盖上铸有立体狩猎场面:共三人,均身背长剑。两人骑马,左手握马缰,右手持兵器(已残),策马共同追杀一头奔跑中的鹿,其中一人通体鎏金。另一人站立于器盖中央,双手执长兵器(已残),欲猎杀另一头鹿。此人前后各有一犬,作欲扑向两鹿状。两骑士马下还分别有一兔、一狐。


上下两个鼓身均布满阴刻线纹图案。上鼓胴部刻十只展翅同向飞翔的犀鸟。腰部为狩猎图,分四部分,描述了四名猎人手持长矛,捕猎野猪和鹿的场面,其中两人骑马。足部为虎、鸟、蛇、兔等各种动物相互搏斗的情景,由阔叶植物纹间隔为四组。下鼓胴部饰以八只同向飞翔的凤鸟;腰部描绘了各种动物和植物,亦分为四部分,其中有虎牛相斗、虎猪撕咬及鹿、鹰等;足部为十一只同向并立的长冠卷尾鸟纹。


西汉时期云南地区青铜器以其独特的表现题材和造型风格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今出土的滇国文物中,这是唯一一件表现狩猎场面的叠鼓形贮贝器,而且器盖上的圆雕场面和鼓身上的阴刻图案相互呼应。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图案的组合与布局,以及纹饰的雕刻工艺,都显得相当成熟,表明西汉中期之时滇文化青铜器的铸造和线刻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该器对研究滇国的社会生活及环境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石寨山墓地一般认为是滇国王族墓地,71号墓又是大型墓,出土的叠鼓形贮贝器所代表的级别应该很高,有可能为滇王一级。事实上,目前考古发现的叠鼓形贮贝器数量很少,足以显示其珍贵性。

 

饰虎铜釜



名称:饰虎铜釜

时代:战国末期——西汉早期

尺寸:通高32.8、口径43.2~44.3、最大腹径49厘米

保存单位:贵州省博物馆


在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中,圜底铜釜的广泛使用是巴蜀文化、夜郎文化、滇文化、百越文化共同具有的特征。这不仅仅是因为釜是古代社会人类使用最为便捷、用途最为广泛、制作工艺最为简单的器皿。而且还因为圜底釜尤其适应山区、水泽的地理环境。它既可作炊器,也可直接用做食器。在神秘的夜郎文化中,它还有个特殊的用途,即作为高贵身份死者的头部扣器。这种形式的墓葬也被称谓“套头葬”,是夜郎文化一种特有的葬俗。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饰虎铜釜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墓地,器型规整,纹饰精美,铸造工艺精良,器壁光滑匀称,体量硕大,出土时套于死者头部,器外壁布满烟炱痕迹,显然生前用作实用器。该器圆口,折沿,斜肩,鼓腹、圜底。釜腹上部对称纵向置两只辫索纹环形大耳,耳上饰辫索纹6组12道。另在肩腹部对称饰一对立虎,虎昂首向上,尾巴上卷,呲牙长啸,威风凛凛。二虎虎身饰斑纹,头后部饰一组卷云纹,颈部各饰有一条项圈,项圈前半部刻一系带类纹饰,后半部刻六个小方格,每个方格内刻一贝纹。虎颈项圈表明虎为人所控制,进而表明了器主对自然界的超凡控制能力。通过将立虎神化,器主的权力与威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此,这件饰虎铜釜,彰显了器主尊贵的地位与极大的权势。


饰虎铜釜是贵州夜郎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关于套头葬的文化内涵目前还众说纷纭,它像扑朔迷离的夜郎文化一样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勾连雷纹铜桶



名称:勾连雷纹铜桶

时代:西汉

尺寸:通高36、口径34、底径30.2厘米

保存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1976年,在贵县(今贵港市)发掘的罗泊湾1号汉墓中出土了随葬品1000余件,包括铜器、铁器、漆木器、陶器、玉石器、纺织物、植物果品等。其中钫、壶、匜、盆和盖鼎等器物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墓葬所出相同,羊角钮钟、铜鼓等器物与滇文化关系密切,盘口鼎、附耳铜桶、筒形钟等器物则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墓主可能是西汉初年南越国桂林郡的高级官吏,亦有推测其为赵佗册封的西瓯君。


该件铜桶出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时有木盖,盖作覆盘形,顶中有柱状钮。腹部饰栉纹、勾连雷纹、同心圆圈纹。是罗泊湾汉墓出土铜桶最大者。


铜桶是岭南土著文化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中原、江汉地区商周以来尚未发现此种器形,主要分布在两广、云南、越南北部等地。约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大都出于西汉前期南越国高级贵族的墓葬。有的成组出现,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就出土了4件形制相同,大小各异的铜桶,其中两件出土时还带有木盖。大小成套的出现,可能与使用者的社会地位有关。至于铜桶的功用,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3件铜桶内装有食物残骸,且大多数铜桶出土时都与宴饮容器放在一处,另外,广州龙生岗43号东汉墓出土的一件仿铜桶而制的陶桶中就有近半桶的高粱,桶盖里的墨书文字表明这是一件藏酒器。因此,专家推测铜桶是南越国高级贵族用于宴饮的藏酒、酿酒之器,也可作盛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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